王彪文: 在中国市场,尽职调查应具多维度和可适性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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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期中国金融播客的嘉宾是王彪文,雅登投资 (Adams Street Partners) 在亚洲投资的负责人兼合伙人。雅登投资是一家全球性的私募股权投资公司,管理超过200亿美元的资金。本期节目中,王彪文与中国金融播客主持人,向冀,讨论了雅登投资在亚洲的投资策略,以及在打拼于中国市场十多年之后他所学到的珍贵投资教训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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问:雅登投资 (Adams Street Partners)在基金中基金投资方面有着悠久的历史。在之前的中国金融播客中,我们邀请过来自该地区其他两家基金内基金的嘉宾,即盘石基金(Pantheon)和Squadron Capital。你们和这两家同行企业,特别是在亚洲业务方面有什么区别?

答:是的,我们的历史可追溯回1972年首次在北美投资私募股权行业。然后我们的业务在20世纪90年代扩展至欧洲,并在过去12年发展至亚洲。

我们与同行的主要区别在于我们以研究为导向作为市场切入点,并专注于投资组合构建。例如,我们相信多样化是私募股权风险管理的主要形式。因此,我们在跨时间、跨子类和地域的基金投资方面采取了积极的多样化策略。我们经常投入相同的投资金额,无论其基金规模大小,以达到所需的多样化程度。这是独一无二的。

在选择所投资的基金方面,我们在世界各地都采用了相同的全球标准。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,我们正在努力寻找和投资世界各地最好的私募股权基金。

Q:你出生在马来西亚,毕业于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(NTU),而且自1999年以来一直在雅登投资工作。那么你最初是怎么知道雅登投资并在后来加入它的?

答:我在南洋理工大学学习会计,并于20世纪90年代初进入安达信(Arthur Andersen)工作,开始了我的职业生涯。1994年到1996年左右,我成为了一名共同基金经理。由于基金管理行业的实际情况破灭了我的幻想,我之后便考虑进入风险投资领域。1996到1999年之间,我成为了一名在东南亚地区有抱负的风险资本家,并在这段时间里投资了大中国地区的一些上市前公司。

那段时期亚洲是个非常有趣的市场。我们在一个火热的牛市之中做了投资,随即便出现了亚洲金融危机,日兴资金(Nikko Capital)未能幸存。这个时候,雅登投资的前身布林森(Brinson Partners)来找我做研究亚洲的工作。我很惊讶,因为1998年亚洲已不再是一个新兴的市场,而是一个“沉没的市场”,大量资本从这个地区外逃。亚洲的私募股权投资作为一个行业,基本上消失了。雅登投资第一次注意到亚洲是在1992年到1993年左右,当时的市场还很火热。公司决定放过这个机会,并在亚洲金融危机谷底时期和我一起重新审视这个想法,我搬迁到伦敦进行对亚洲的研究。

因此,我认为雅登投资在进入亚洲市场的时机上,表现出了极大的远见和信念。我们花了四年的时间,经常与该地区的普通合伙人(GP)见面,不作任何承诺,而是对他们进行充分了解,最终在2003年,我们完成了在亚洲的第一笔投资。

问:你真的是做这份工作的最佳人选,因为除了英语,你还会说马来西亚语、普通话、粤语,以及另一种中国南部和台湾的方言闽南语?

答:事实上,在马来西亚的中国人会说好几种方言不足为怪,因为这是一个移民社会。我经常说,虽然我们能流利地说这些语言,但我们并不精通其中任何一种。

问:你太谦虚了。回到雅登投资,2006年你在新加坡开设了办事处,并于2011年在北京也设立了办事处。短短五年的时间,世界已经从牛市的巅峰转入后危机时期。在这整个周期中,你的投资活动受到了怎样的影响?

答:我们采取了慎重的态度进入亚洲市场。我在伦敦花了7年时间进行研究,最终决定设立新加坡办事处。那些年里,我们经历了亚洲金融危机、21世纪初的互联网泡沫破裂以及2003年的SARS疫情。

2006年,当我们最终决定进入亚洲市场,开始部署地勤人员和设立办公室时,我们看得较为长远。因此,在2008年和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的谷底时期,我们并不认为那是世界末日。实际上在整个周期,我们还在持续地连贯地按照我们多样化的策略进行投资。

Q:你们每年在亚洲的投资额是多少?此外,你们在全球的平均投资规模额为3000万元至5000万元。亚洲的平均每笔投资额要小一些,对吗?

答:我们在全球范围内管理超过200亿美元的资金,其中10%至15%分配给新兴市场,亚洲是一个重要分支。我们每年的部署速度为10亿至15亿美元,其中大约10%至15%会进入亚洲。

在投资规模方面,亚洲也是平均每笔投资从3000万到5000万美元之间,不管我们投的是一个20亿美元的私募股权基金,或者仅2亿美元的风险基金。无论基金的规模如何,我们认为最重要的是我们对该基金的曝光程度,只有平衡的规模将实现投资组合的多样化。

问:在中国,你们已经投资了鼎晖投资(CDH Investments),挚信资本(Trustbridge Partners)和鼎鑫资本(Tripod Capital)。你刚才提到,雅登投资的任何投资都采取相同的全球标准。但在中国,由于私募股权投资市场的历史较短并且有时信息非常模糊,这实施起来会有难度吗?

答:如果你做一个电子表格,录入多年的经验和业绩,那么新兴市场将永远无法与成熟市场媲美。但是,我们的主要工作是寻找优秀的经理人。因此,我们的全球标准不仅是定量的,也是定性的,即与团队相关:他们是否有正确的经验、是否经历过不同的市场周期、以及是否不论市场好坏都有能力执行投资策略。

问:毫无疑问,这些年中国市场给你带来了很多意想不到的惊喜。但除此之外,你是否对一些投资决策抱有遗憾?从中得到了什么经验教训?

答:是的,有一些。例如,因为我们公司的历史背景,我们通常是关注一些前期投资,并没有对中国的一些后期项目和上市前项目给予足够的重视。但现实的情况是,2006年到2008年中国经济的巨大变化在这些领域创造了很多投资机会。

事后看来,我不认为我们会投资那些专注于上市前交易的基金,因为他们可能总之也达不到我们的全球标准。但从那之后,我们确实变得更加谨慎,并充分考虑到外部因素对私募股权投资行业整体市场动态的影响。

另一个例子是,如我之前提到的,我们对我们所投资的管理人员有着非常严格的标准。我们当时正在研究是否投资一个具有良好纪录的成功基金。但在尽职调查的过程中,我们发现了这个基金有一些有问题的操作,在当时既不可被验证也不能被证明。但这引起了这个基金潜在的诚信问题,于是我们便放弃这个投资机会。但事实上这个基金之后取得了很大的成功。

回想起来,我的意思不是说我们应该忽视这些潜在的诚信问题,但是如果我们当时的研究能够更透彻,我们就会意识到这些有问题的操作当时在中国市场是普遍存在的。这是当时中国的环境和行业发展状态的产物,并不是诚信问题或欠缺专业。

所以今天当我们研究这些有问题的操作时,我们会更进一步问道:这有什么原因?背后的意图是什么?而不是简单地像以往一样,按照这些可疑行为的表面价值处理问题。

 

本期嘉宾:

王彪文是雅登投资 (Adams Street Partners) 在亚洲投资的负责人兼合伙人。雅登投资是一家全球性的私募股权投资公司,管理超过200亿美元的资金。他原任职于雅登伦敦办事处,后来主导在2006年开设新加坡办事处,2011年开设北京办事处。在此之前,王先生曾任职于安达信(Arthur Andersen)、新加坡日兴资金(Nikko Capital)和新加坡Indosuez Asset Management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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